作者：蹤凡（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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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賦雖榮膺“一代之文學”美譽，但兩千年來一直備受研究者冷落，真正意義上有體系有深度的研究始于上世紀八十年代。最初的漢賦研究集中于漢賦價值論和作家作品論，以龔克昌《漢賦研究》（1984）為代表，有襤褸開疆之功。此后研究者多集中于漢賦藝術論與漢賦文化內涵研究，以萬光治《漢賦通論》（1989）、章滄授《漢賦美學》（1993）、康金聲《漢賦縱橫》（1993）等為代表。當然，漢賦作品的匯輯、?？薄⒆⑨?、鑒賞也頗有成績，除了畢萬忱等《中國歷代賦選·先秦兩漢卷》（1990）、費振剛等《全漢賦》（1993）外，還有張震澤《張衡詩文集校注》（1986）、《揚雄集校注》（1993）、金國永《司馬相如集校注》（1993）等。港臺海外學者大多致力于語詞、名物、創作本事研究，臺灣簡宗梧、美國康達維、日本清水茂、谷口洋等貢獻尤大。

二十一世紀的漢賦研究，在研究隊伍、成果數量、研究的深度、廣度等方面皆遠遠超出上個世紀。總而言之，主要有以下三個大的方面。未來的漢賦研究，亦當從中孕育和生發。

一是漢賦文本釋讀與相關文獻研究。文本釋讀是文學研究的前提和基礎，但今存漢賦作品或異文眾多，僻字滿眼，或殘篇斷句，索解繁難。龔克昌等《全漢賦評注》（2003）、費振剛等《全漢賦校注》（2005）的出版，為新世紀漢賦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侯文學《班固集校注》（2019）一書亦堪補漢賦四大家“三缺一”的尷尬局面，值得稱道。劉躍進《文選舊注輯存》（2017）搜羅日本、韓國、臺灣地區《文選》古本多種，匯集異文、古注資料空前豐富。隨著更多海內外孤本、珍本、善本文獻被發現，以及電子文獻的大力開發和廣泛利用，漢賦作品的新輯、新校、新注工作又提上日程。2022年立項的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漢賦》新輯、匯校、匯注、匯評”，有望將漢賦文本研究向前推進。

由于年代久遠，漢賦作品散佚嚴重，十不存一。費振剛、龔克昌、程章燦、曹淑娟、廖國棟等皆曾從事輯佚工作，各有收獲。而彭春艷《漢賦文本研究》（2017）一書，又續加輯佚15篇，考定篇名17篇、考辨著作權17篇、殘篇綴合41篇，為漢賦作品正本清源，頗有貢獻。其《漢賦系年考證》（2017）對西漢27位賦家、東漢67位賦家的作品進行考訂，確定每篇賦之作年，可資參考。最近彭春艷又完成《漢賦篇名分歧考辨》書稿，她充分利用數字古籍和各種檢索手段，對二百多篇漢賦的異名、誤名、存疑名進行匯總和考辨，并分析其原因。毫無疑問，檢索手段、研究方法的升級往往會獲得大量稀見資料，進而顛覆某些陳陳相因的學術觀點，也昭示著一種新的研究方向。

二是漢賦“跨學科”研究的蓬勃發展。接續上個世紀末的研究傳統，新世紀之初的學者在漢賦“跨學科”“跨門類”研究方面用力甚勤，成果迭出。

兩漢是經學昌盛的時代，也是賦體崛起的時代。馮良方《漢賦與經學》（2004）較早探討漢賦與經學之間的關系，認為漢代經學與漢賦既有親和的一面，也有背離的一面，但經學一直處于強勢地位，所論頗有見地。而許結、王思豪《漢賦用經考》一文，統計出在今存漢賦作品明確使用“五經”者多達千余處，文獻扎實，理論縝密。王思豪新著《義尚光大：漢賦與詩經學互證研究》（2022）仍然以文本細讀與原始資料鉤沉為基礎，專門分析漢賦用《詩》與漢代《詩》學用賦的交互關系，揭橥兩漢四百年間“以經尊賦”“以經豐賦”“以賦解經”“以賦傳經”的動態發展歷程，識見超卓，頗具啟發意義。當然，漢賦與《易》學、《尚書》學、《春秋》學之關系研究尚有可以開拓的學術空間。

許結《漢賦與禮學》《漢賦祀典與帝國宗教》等論文較早對漢賦與帝國禮制的關系進行探討。曹勝高《漢賦與漢代制度》（2006）則對漢賦與漢代都邑制度、校獵制度、禮儀制度之關系進行研究。而蔣曉光新著《漢賦與漢代禮制》（2022）用漢代禮制發展的脈絡將《七發》《大人賦》《長楊賦》《兩都賦》《二京賦》《長笛賦》等漢賦名篇串聯起來，不僅揭示出“禮-文”互動的文化圖景，還從特定角度展示了漢賦發展演進的軌跡。

漢賦與藝術的關系是一個新的學術增長點。余江《漢唐藝術賦研究》（2005)較早涉足這一領域，對漢唐樂舞賦、書畫賦、雜技賦等展開研究。近年來許結發表了《圣域的圖寫：從〈上林賦〉到〈上林圖〉》《漢賦“蔚似雕畫”說》《漢賦象體論》等系列論文，深入探討漢賦與漢畫的異質同構關系，析理深刻，令人耳目一新。學術界對漢賦與音樂、舞蹈、書法等藝術形式之間關系的研究，大都停留于簡單比附，并未取得突破性進展。

孫晶《漢代辭賦研究》（2007）一書從哲學、美學、儒道思想、域外漢學等角度研究漢賦，多有新論。朱曉海《漢賦史略新證》、鄭明璋《漢賦文化學》、馮小祿《漢賦書寫策略與心態建構》、汪小洋《漢賦文化史論》等各有創獲。此外，漢賦與天文學、輿地學、民俗學、文字學、音韻學、注釋學、博物學、科技史等關系的研究，皆為可以深入研究的課題。王思豪曾經指出賦文體研究“明顯存在‘跨界’研究不足的現象”，包括文體跨界、文化跨界、地域跨界、時間跨界等，所言甚是。“跨界”研究需要“兼通之才”，這在學科分工日益精細的今天確實是一大難題。但惟有跨學科、跨門類乃至跨語言研究，才能從更廣闊的背景審視漢賦，認識漢賦獨特的審美價值和歷史文化意義。

三是漢賦理論與漢賦接受史的研究逐步深入。漢代賦論文獻極為零散，但卻提出了十分經典、歷久彌新的理論問題。對漢賦接受史的研究，亦可從特定角度認識漢賦對后代文學乃至中國文化的深遠影響。

阮忠《漢賦藝術論》（1993）最早關注歷代的漢賦批評，而冷衛國《漢魏六朝賦學批評研究》（2012）對西漢、東漢的賦學批評有更為系統、全面的梳理。許結《中國辭賦理論通史》（2016）將辭賦理論流變與賦論范疇研究相結合，最具理論價值與通史眼光?！百x者古詩之流”說、“不歌而誦”說、“賦跡賦心”說、“麗則麗淫”說、“勸百諷一”說、“虛辭濫說”說等影響千年的理論命題，仍然值得繼續研究。

作為第一部漢賦研究史專著，蹤凡《漢賦研究史論》（2007）將中國古代的漢賦研究劃分為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及近代凡四個歷史時期，系統梳理漢賦研究的歷史流程。何易展《清代漢賦理論與批評》（2018）則聚焦于清代，對王之績、孫濩孫、王芑孫等賦論家的漢賦評論進行總結。禹明蓮《漢賦評點研究》（2022）另辟蹊徑，對歷代詩文總集、賦集、史書、《文選》學著作中的漢賦評點進行鉤沉和考論，并對俞王言、陳山毓、張惠言、李元度的漢賦評點進行專題研究，新見頗多。此外，饒福婷的博士論文《明代漢賦選研究》、曹祎黎的博士論文《漢賦在明代的傳播與接受——以明代“漢賦選”為考察重點》乃是對明代漢賦接受的研究。其實，歷代詩文、戲曲、小說乃至學術著作中亦常有漢賦影響的痕跡，需要從結構、思想、語詞、典故等方面進行關聯性分析。漢賦研究資料的匯輯工作亦迫在眉睫，盡管古籍數字化事業日新月異，為資料搜集工作提供了極大便利，但目前尚無一部詳盡的《漢賦研究資料》面世。對于漢代賦家的專門性研究資料，亦僅有蹤凡《司馬相如資料匯編》（2008）一部，揚雄、班固、張衡、蔡邕、王粲等著名賦家的研究資料亦亟待搜羅和匯輯。

以上只是舉其大者而言，難免掛一漏萬。其實，即便是傳統的研究課題，如漢賦淵源論、文體論、題材論、藝術論、作家作品論等，亦有值得繼續探討的空間。例如劉向斌《西漢賦生命主題論稿》（2012）一書從西漢賦家生命觀的角度研究漢賦的游仙主題、感傷主題、愛國憂民主題等，視角獨特，分析亦甚精到。近年興起的寫本學理論又為漢賦文本生成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期待漢賦研究能有更多的突破和進展。

標簽： 研究資料 司馬相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