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語埃及方言中，“大餅”和“活命”是一個詞。

大餅是埃及人的主食，政府長期向民眾限量提供低價的福利大餅，來保障他們的基本生活。每張福利大餅的價格僅為0.05埃磅(約合0.02元人民幣)，這一價格已經維持了30多年，未曾動過。

然而“續命”越來越難了。埃及國內小麥歉收，而國際小麥價格飛漲，常年以來埃及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加之疫情讓埃及財政空虛，補貼的重擔讓埃及政府相當為難。為此，埃及總統塞西在今年8月宣布將提高福利大餅的價格，但沒有透露福利大餅漲價的具體時間和幅度。

不過，此后一直沒有更進一步的消息，直到10月底，埃及供應和內部貿易部長摩澤里(Ali Al-Moselhy)表示漲價還會“有點時間”。此后，漲價的消息再次陷入沉寂。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趙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大餅政治是埃及的底線政治，這是一條紅線。

他進一步解釋道，在埃及，已經不止一次因為大餅價格波動引發政治和社會危機。當前雖然塞西在民眾中口碑還算不錯，但降低或者取消補貼，仍然屬于相當冒險的行為。

自塞西執政以來，埃及實行了緊縮的財政政策。

福利大餅

塞西是在8月份舉行的一場食品工業聯合體的開幕式上做出上述表示的，他說，現在埃及一張大餅才0.05埃磅，這樣的價格必須要提高了。在這個問題上，不應有什么爭論。

他還表示，埃及政府無法在20張大餅才賣一支煙的價格的同時，再撥出80億埃磅去補貼學生的餐費。不過他也承諾，將會繼續對公眾提供福利大餅，但補貼力度會下降，而此次改革所節省的費用將用于補貼全埃及學生的在校餐費。

據塞西透露，每個大餅的實際成本在0.60-0.65埃鎊(約合0.24-0.26元人民幣)。其中民眾只需支付0.05埃鎊，其余部分政府以補貼形式發放給大餅生產作坊。官方數據顯示，埃及每年政府預算中用于大餅補貼部分超過3300億埃鎊(約合1344億元人民幣)。

民眾需要持有特別的供應卡，才能買到這種特價大餅。埃及的大餅補貼制度由來已久，自埃及1951年建立共和國后，政府花了很大力氣發展生產，努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埃及政府也一直對基本生活用品進行補貼，即政府在這些商品的生產和銷售環節上直接給予巨額資金補助，并嚴格規定其零售價格，從而使老百姓能以低價購買。

大餅已經成了阿拉伯社會的“穩定劑”和民情民意的“晴雨表”， 趙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11年初埃及政局動蕩導致穆巴拉克政權被推翻的一個大背景，就是國際糧食價格上漲。

他進而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大餅價格低廉，這在疫情的困境中養活了很多人。”他解釋道，一般埃及家庭有三四個小孩，而通常家庭中只有成年男性外出工作糊口，一份工資要養活五六口人，在疫情管控和通脹加劇的當下，如果單一地削減糧食補貼，貧困家庭可能就將面臨吃不飽飯的局面，生活難以為繼。

埃及政府的苦衷

埃及老百姓要填飽肚子不希望福利大餅漲價，然而埃及政府也有苦衷。

首先就是小麥的供應問題。受到氣候變化影響，今年埃及熱浪頻發，雖然因此讓經濟植物棉花獲得了大豐收，但讓做大餅的小麥歉收。

而美國、加拿大、俄羅斯等主要小麥出口國也同樣歉收，受此影響國際市場供需偏緊，小麥的基準合約價上漲到9年以來的高位，并且還在上攻。而根據美國農業部農產品外銷局的統計，埃及常年以來是世界上最大的小麥進口國，2019~2020財年共進口小麥及制品1268.5萬噸。

埃及政府從國際市場購置小麥后，將其中一半以享受政府高額補貼的低價大餅形式供應給民眾。

同時，長期的補貼制度也帶來了一些弊端。趙軍向第一財經記者解釋，主要體現在浪費嚴重和滋生腐敗，對埃及國家利益造成損害。如福利大餅價格低廉，很多人不僅自己買了吃，還用來喂牲口，理由是大餅比飼料還便宜很多。所以埃及的專家此前就在呼吁，現行補貼制度造成巨大浪費，必須加以改革。

而因疫情緣故，政府財政收入因稅收減少而陷入困境。同時，塞西在11月宣布埃及政府從12月開始遷往新的行政首都，新首都高達600億美元的建設費用成為埃及政府的首要難題。這些都促使政府開源節流。

自塞西執政以來，埃及實行了緊縮的財政政策，塞西政府已經開始處理燃料補貼等其他巨額政府補貼問題，監督該國貨幣的浮動，并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規定的征收增值稅。但由于巨大的公眾壓力，遲遲不敢對大餅動手。

趙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在短期內埃及政府可能依然難以下定決心削減補貼。他表示在未來，埃及就業率如能大幅提升，或能大幅降低貧困率，或實現小麥自給自足，能滿足上述三個條件中的任何一個，埃及政府才有可能會放心大膽地削減或取消補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