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門鎖》跟隨女主的“他者”視角和恐怖片慣用的心理暗示音樂，營造出獨居女性時刻可能遭遇危險的可怕境遇，而這究竟是女性的臆想、自我暗示還是具有深刻的現實緣由?電影并未對此深究，轉而尋找幕后兇手。影片最終落得所有問題都沒講透的“四不像”。圖為《門鎖》劇照

劉春

觀點提要

翻拍片如何令喜歡原作的觀眾重溫經典并感到新意，如何令不了解原作的觀眾接受本土化的故事表達，都是考驗編導跨文化“轉譯”功力的關鍵。

本土化轉譯，既要遵從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文化習慣、價值歸屬，也要考慮當今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以及受眾文化心理和文化消費習慣、審美期待等綜合因素，需要努力為翻拍片提供適合其生長的文化土壤，而非簡單粗暴不顧文化語境的單純移植。

翻拍自韓國同名電影的影片《門鎖》，上映之后未能在主題內容深入剖析、視聽手法藝術創新等方面贏得觀眾的普遍認可，一些影迷對比后甚至認為影片總體不及韓版原作。

有意思的是，韓版《門鎖》本身也是翻拍自2011年上映的西班牙影片《當你熟睡》。男主角是一個見不得別人快樂的重度心理疾病患者，其利用大樓保安保管備用鑰匙的職務之便暗中破壞他人幸福的故事，帶有濃厚的歐洲人文反思色彩。韓版翻拍片保留了男主潛藏在受害女主床下，待其熟睡迷暈她又在清晨悄然離開的主要橋段，敘述重點從西班牙版的施害者變為被欺凌的受害女性。從內容上看，新片《門鎖》的故事結構更接近韓版，同時反派男主的人設又帶有西班牙版的人格分裂和歇斯底里，但最終在主題浮于表面、人物工具化、敘述混亂、情節缺乏現實邏輯等編導對于影片的失控中，口碑持續下滑。

近年來，同樣遭遇“滑鐵盧”的國產翻拍片不在少數，“生淮南則為橘，生淮北則為枳”已然成為跨文化語境中大多數翻拍電影的微妙寫照。

在優秀劇本缺乏的當下，翻拍別國影片不失為電影運作的穩妥做法

套用原作已得到市場檢驗大受歡迎的成熟故事結構，經過本土化改編和更具親和力的本土明星演繹，不僅縮小了原創劇作的開發成本，甚至還可能利用原作熱度減少宣發成本，以“先天優勢”吸引觀眾。在本土電影優秀劇本缺乏的當下，購買海外中小成本高票房影片進行二次翻拍，似乎不失為電影運作的穩妥做法。

以美國好萊塢為參照，多家影業巨頭都深諳此道，《龍紋身的女孩》《生人勿進》《觸不到的戀人》《咒怨》等翻拍影片都取得了成功，馬丁·斯科塞斯翻拍自《無間道》的《無間道風云》，更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改編劇本等多項大獎。好萊塢的翻拍電影，大多保留原作基本故事架構，刪改帶有鮮明異域文化特質的民俗細節，調整人物關系和表達手段，加入符合歐美觀眾文化背景的價值觀，正如《滾石》評價《無間道風云》是一部完全美國化了的影片，好萊塢的成功翻拍電影都較完整地完成了影片的本土化改編。但即便有著成熟的工業制作體系打底，好萊塢也還出品了《歌舞青春》《午夜兇鈴》《不請自來》等評分并不高的翻拍電影。

事實上，做好跨文化的影片改編并不容易，原作口碑紅利恰似“雙刃劍”，拉高影片預期的同時也會隱藏不少“雷區”。一方面，翻拍片不等于對原作幾乎原封不動的“照抄”或“翻譯”。《麻煩家族》《深夜食堂》《我知女人心》《捉迷藏》等翻拍片就吃虧在缺乏創新、過于依賴原作，劇情不符合中國文化和國情，內容生搬硬套，最終形成不被認可的“夾生飯”;另一方面，原作珠玉在前，翻拍片過多或不恰當的魔改，又會被影迷認為不符合原作設定，白白浪費了好IP，如《我最好朋友的婚禮》《新娘大作戰》《命中注定》《解憂雜貨鋪》等影片，均在改編中遺失了原作精髓淪為平庸之作。此外，習慣觀看海外片的觀眾并不必然等同于為翻拍片買賬的觀眾，如何令喜歡原作的觀眾重溫經典并感到新意，如何令不了解原作的觀眾接受本土化的故事表達，都是考驗編導跨文化“轉譯”功力的關鍵。一旦處理不好改編過程中的保留和刪改難題，就會形成翻拍就翻車、買家秀不及賣家秀的“山寨”作品。

某種意義上，各個國家的翻拍電影都像參與了一場依托原作影片的“命題”大賽。例如，意大利影片《完美陌生人》就賣出了三十多個國家的改編權，國內有學者專做論文對比過希臘、西班牙、土耳其、韓國、匈牙利、波蘭和中國等多個版本的翻拍片。在這場思想、藝術、技術的跨文化改編比拼里，中國版《來電狂響》的翻拍只能說不功不過，影片中規中矩的敘事難以支撐過多的相關社會議題，引發的觀眾共鳴反不及原作雋永悠長。

優秀的翻拍片，能夠同時滿足觀眾對于類型本身和原作創新的雙重期待

當前國產商業類型電影翻拍對象以美國、韓國和日本電影數量最多，考慮到好萊塢影片公認的工業標準和全球影響，以及日、韓影片相對親近的地緣文化，這樣的選擇似乎很合理。然而《小小的愿望》《人潮洶涌》《保持通話》《追捕》等翻拍片與原作相比始終差一口氣，這就不得不深究商業類型電影翻拍的關鍵到底是什么。

類型電影之所以經久不衰，核心就在于每種類型都在視聽奇觀中蘊含了一種對于人類文明根本問題類似“永恒追問”的迷思，如兩性關系之于愛情片、科技焦慮之于科幻片、正義自由之于黑幫片等。類型電影自誕生以來，善于不斷自我更新，吸收不同時代、地域的文化特征，對其核心“母題”做出調整，從而吸引了一代又一代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對相似主題趨之若鶩。

在這個意義上，跨文化改編的商業類型電影首先需要滿足“類型”的要素要求，如基本的故事架構、人物塑造等都要包含該類型的敘述元素。優秀的翻拍電影，需要滿足觀眾對于類型本身和原作創新的雙重期待，當我們觀看一部愛情喜劇翻拍電影時，不會預期這是一部恐怖奇幻警匪片，同時還期待看到原作中備受喜愛的故事被重新演繹后再次喚起心靈的慰藉。雖然融合不同類型特征使影片更加豐富多元，也是近年來商業類型電影吸引不同觀眾的有效手段之一，但融合仍需以某一類型為主才能主題明確、有的放矢，例如翻拍自《布魯斯特的百萬橫財》的《西虹市首富》，固然不乏愛情、懸念，終歸還是以密集的笑料榮登年度賣座喜劇片榜單。反觀新片《門鎖》，跟隨女主的“他者”視角和恐怖片慣用的心理暗示音樂，營造出獨居女性時刻可能遭遇危險的可怕境遇，而這究竟是女性的臆想、自我暗示還是具有深刻的現實緣由?電影并未對此深究，轉而尋找幕后兇手。通篇游離于劇情、恐怖、懸疑、犯罪等不同類型要素之間，影片最終落得所有問題都沒講透的“四不像”。

翻拍片不單是回應市場熱點的商業運作，更是不同文明交流對話的載體

在滿足“類型”層面基本要素，也就是點出影片“母題”，對該類型所蘊含的人類共通問題做出回應后，翻拍片更需要完成跨文化的故事轉譯。原作影片在跨文化傳播中，觀眾就很容易因為文化背景不同，形成對影片的“誤讀”或理解障礙、主題偏差，翻拍片則更可能遭遇“文化壁壘”“文化折扣”帶來的沖擊。本土化轉譯，既要遵從本民族的文化傳統、文化習慣、價值歸屬，也要考慮當今社會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以及受眾文化心理和文化消費習慣、審美期待等綜合因素，需要努力為翻拍片提供適合其生長的文化土壤，而非簡單粗暴不顧文化語境的單純移植。

當前國產翻拍電影佳作少見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重“形”不重“神”，乍一看故事模仿得很像，但在改編中既喪失了原作的深層主旨，又沒有賦予影片更加本土化的精要，顯得既沒有“化用”好原作，又未尊重本土觀眾審美品位。

達到上述兩方面標準的翻拍片基本不會“翻車”，而優秀的翻拍電影還會為影片增加多一點“調料”，即源于原作又高于原作的新意。類型元素和原作框架本身已經基本限定了翻拍片的大致走向，要做到創新就只能在影片的“本土移植”方面下功夫。一種做法是緊貼原作，保留最基本的故事情節，其余內容全部換成更“接地氣”的本土內容。如翻拍自《十二怒漢》的影片《十二公民》就將原版中的美國司法公正、種族歧視、階層差距等議題改為空巢老人、代溝矛盾等更貼近中國觀眾生活的主題;還有一種做法，也是保留基本故事情節，但有意模糊時空背景，重心并非讓觀眾聯系現實，而是沉浸在劇情推理中。如翻拍自印度電影《誤殺瞞天記》的影片《誤殺》，就將故事場景放在泰國，加入對《監獄風云》《肖申克的救贖》等影片的戲仿，引導觀眾跟隨主角展開與惡勢力斗智斗勇的頭腦風暴，不僅贏得了票房和口碑，而且形成了新的IP，將于今年賀歲檔推出第二部。

正如學者樂黛云所言，當兩種不同文化接觸時不可避免會產生文化誤讀，原有的“視域”決定了“不見”與“洞見”，面對文化差異，翻拍電影不單是回應市場熱點的商業運作，更是不同文明交流對話的載體。在全球多元文化蓬勃發展的背景下，“走心”又“接地氣”的翻拍電影不失為一扇看見世界又讓世界看見的文化之窗。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