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55年，開創了開元盛世的皇帝唐玄宗一開始聽到節度使安祿山、史思明領軍叛亂時，還以為是謠言。而后，長達八年的叛亂使唐朝由盛轉衰。千古帝皇、弄臣將相的故事輪番上演，山河破碎、民不聊生。

在遠離戰爭重地的南方，一位詩人輾轉于長江流域，以筆墨為利器，留下了數千首詩，鐫刻了中華歷史、文化不可或缺的“詩史”。他就是“詩圣”杜甫。

“狂人”的一杯酒

世人評，杜甫的詩“沉郁頓挫”。其實，詩之沉郁并非杜甫的本意，而是戰爭給社會的重創強加給杜詩刺痛的一筆。

杜甫出生官宦之家，飽讀詩書。年輕時游歷各地，飽覽河山，曾望岳抒鴻鵠之志：“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他與李白、高適交好，有遠大的抱負，也有少年真性情。

在《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中，杜甫寫了一段年輕時的往事：“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杜甫在酒后執意要騎馬射箭，結果墜馬受傷。后來，諸公也是投其所好，“攜酒相看”，好不張揚隨性。

“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年輕時的杜甫與“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的李白又何嘗不是一樣的豪邁呢？

“情圣”的一杯酒

梁啟超說杜甫是“情圣”。所謂情圣，就是杜甫內心的柔軟與善良。他是儒家“仁愛”的實踐者。對家人、朋友，對天下蒼生、一花一蟲，對一切生命都真誠的愛著。

想念妻子時，他說“香霧云鬢濕，清輝玉臂寒。”

想念孩子時，他說“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就連螞蟻和陌不相識的孩童，杜甫也有愛憐之心“筑場憐穴蟻，拾穗許村童。”

公元757年，當杜甫回到羌村，“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鄰居拿酒去看他，告訴他戰亂的殘酷和民間的凋敝。杜甫與眾人一邊喝酒一邊聊，一邊聊一邊慟哭。

這個要“立登要路津”做大官的詩人，酒與淚“同飲”。

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雕像（圖片來源：成都杜甫草堂官網）

載夢的一杯酒

對于夢想“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杜甫而言，亂世是對他人生沉重的打擊。

人生更是如夢。公元759年，杜甫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入蜀中，終于遠離了兵荒馬亂、動蕩不安，他與妻兒生活在一起。

那時期的杜詩里，處處是細膩與善良。

有生動的生活：“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

有自然的溫柔：“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

有生命的張力：“種竹交加翠，栽桃爛嫚紅。”

當然，還有他熱愛的酒：

“勝絕驚身老，情忘發興奇。

座從歌伎密，樂任主人為。

重碧拈春酒，輕紅擘荔枝。

樓高欲愁思，橫笛未休吹。”

公元765年，53歲的杜甫舉家東下，從嘉州（今樂山）乘船東下至戎州（今宜賓），當地刺史楊使君設宴東樓款待。一壺重碧美酒，讓杜甫忘情沉醉，仿佛忘了自己已老，待回過神來，才覺笛聲也無解于愁思。

這時，酒是杜甫顛沛流離生活中的“英雄夢”，酒中還有那兼濟天下的志氣，更有憂時傷亂的愁思。

放下的一杯酒

江上漂泊的生活與病痛、饑餓、孤獨為伴，而杜甫卻報之以詩。

懷念自己親友，杜甫留下了《壯游》《昔游》《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等詩篇；念諸葛亮，他留下了《古柏行》《諸葛廟》《武侯廟》等詩篇。

杜甫在夔州所寫《登高》，人們常感于“風急天高猿嘯哀， 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的氣勢，卻忘了杜甫此詩中的酒——“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衰老多病、志不得伸的他，已放下了手中的酒杯。

傳承的一杯酒

寫《登高》后3年，杜甫長逝在潭州（今長沙）到岳陽的江上。

杜詩在宋朝備受推崇，或許是因邊患不斷，杜詩能給宋人以精神慰藉，黃庭堅、蘇軾、王安石、陸游等眾多文人對杜甫推崇備至，讓杜詩得以受到廣泛重視。

而在宋代推崇杜甫的文人中，尤以黃庭堅為最。他不僅肯定杜甫的忠義、憂國愛民之忱，更潛心專研學習杜詩，作《杜詩箋》《刻杜子美巴蜀詩序》《觀崇德君墨竹歌》等作品，稱頌“杜子美一生窮餓，作詩數千篇，與日月爭光”，教人“欲學詩，老杜足矣”。

黃庭堅如此敬杜甫，不知他是否知道，懷才不遇、仕途坎坷的他們曾“舉杯共飲”過。

在杜甫飲過使其“勝絕驚身老”的重碧酒數百年后，黃庭堅也來到了戎州，舉杯姚子雪曲并盛贊：

“姚子雪曲，杯色爭玉。

得湯郁郁，白云生谷。

清而不薄，厚而不濁。

甘而不噦，辛而不螫。

老夫手風，須此晨藥。

眼花作頌，顛倒淡墨。”

這姚子雪曲，乃當年唐時重碧酒的余緒。這酒到了明清時被民間叫做雜糧酒。后來，南宋詩人范成大喝過，明代文人李春光喝過，清代文學家王士禎、張問陶、劉光第喝過……如今，不僅文人墨客、才子佳人喝過，尋常百姓也愛這美酒。只是現在這酒，有了新名稱，叫五糧液。

在宜賓，“萬里長江第一城”的岸邊，矗立著杜甫與黃庭堅舉杯的雕像。讓人仿佛看到中華文化如杜、黃的詩書，在歷史的波濤中流傳，滋養華夏土地，成為豐盛的中華精神食糧，而后人更將這些“食糧”釀作五糧美酒，讓濃香香飄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