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敲門聲”來了。

最新出版的《中國統計年鑒2021》顯示，2020年全國人口出生率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長率僅為1.45‰，創下1978年以來的歷史新低，全年凈增長僅204萬人。

在過去十年，中國人口政策巨變，生育政策逐漸松綁，從中央到地方也逐步推行生育刺激政策，但人口出生率走低的趨勢并未改變，以至于到2020年出生率減至1%以下。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南開大學經濟學院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原新教授在接受《財經》雜志“八點健聞”采訪時評論，相對于中國14億的人口基數，2020年204萬的凈增長，“基本上可以認為中國人口已經進入了人口零增長的階段”。

零增長，這是一個很多中國人不曾想到的事實。

可現實面前，我們不得不接受，不僅是零增長，甚至很快我們將面臨真正的負增長困局。

原新教授認為，“根據國際組織和中國科研機構的多個人口預測方案，之前是預估2027-2032年才進入人口負增長，但現在看來，隨著人口出生率的進一步下跌，人口老齡化的加速推進導致死亡率逐漸上升，基本上可以判斷，中國人口絕對意義上的零增長，也就是近一兩年的事兒，在那之后，中國人口就會轉成負增長。”

一些機構和學者也預估2025年中國人口才達到峰值，但越來越多的數據顯示，人口凈增值轉負，可能就要提前到近兩年了。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楊菊華分析，從2016年到2019年，我國每年死亡人口基本穩定在980萬人至990萬人，逐年增長。隨著老齡化進程的加快，死亡人口未來會繼續增多。與此同時，出生人口連續下降，2020年為1200萬人，隨著生育率的降低，出生人口數與死亡人口數將十分接近，甚至出現負值。

更為嚴重的是，中國人口負增長的慣性勢能正在積蓄。

負增長的沖擊力

要理解中國人口負增長的趨勢，我們首先需要了解人口增長慣性。

“人口增長慣性”指的是由人口發展勢頭積累的一種能量。它的形成源于人的生命周期與人口再生產周期之間的不同步，人的生命周期要遠遠長于人口再生產周期。

如果按正常的更替水平以上生育，自然是人口結構的底部越來越大，即每個年齡組的人口都比年齡更大的組要多(所以稱為人口金字塔)，所謂增長慣性就蘊藏在各隊列人口越來越多這樣的結構之中。

從人的出生到結婚生育要經過20多年時間，這就決定了至少在20年內育齡婦女的人數仍然是越來越多的。即使她們平均生育不到兩個孩子，總人口仍然還會維持增長很長時間。在人口學中，我們將其稱為“人口慣性增長”。

但人口增長的慣性不僅有正增長慣性，還有負增長慣性。如果人口長期不斷縮減，子女一代人數總是少于父母一代成為穩定趨勢的話，也同樣會逐步積累起人口負增長慣性來，最終形成滔滔洪流，難以阻擋。

1990年是中國人口變化的一個分界線，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總和生育率降到更替水平(2.1)之下，內在自然增長率由正轉負，負增長慣性開始積聚。

此后二十多年，在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下，總和生育率和內在負增長率不斷下降，隨著時間越來越長，形成的負增長慣性也就越大，導致即使在生育率恢復到更替水平后人口慣性負增長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持續下去。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翟振武教授團隊根據五普和六普數據分析發現，2000～2010年中國67%的市級地區人口自然增長率在下降，同期人口出現縮減的市級地區中約有62%(60個)的自然增長率也呈下降趨勢;2010年中國大約有8%(232個)的縣級行政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為負值。

這說明，局部地區的人口負增長至少已經持續十多年了。

翟振武教授認為，未來人口負增長的大趨勢已定，且這種趨勢在21世紀的后幾十年都將持續進行，人口負增長及慣性將對人口規模與結構、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這種影響首先表現在中國的人口繁衍活力與全球總人口的繁衍活力不同步。據2020年7月14日，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在《柳葉刀》雜志發表研究報告“195個國家和地區從2017年到2100年的生育率、死亡率、遷移和人口全景：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的預測分析”，根據該報告的參考方案預測結果，全球人口將在2018年77.2億人的基礎上持續增加，2050年達到95.5億人，2064年達到峰值97.3億人，2065年進入人口負增長階段，2100年降至87.9億人。

如果中國人口在2021年就開始負增長，那就比預測中的全球人口負增長足足提前了44年，一增一減間，中國人口總數以及在全球的比重將雙降低。報告還提到，從2018年到2100年，中國人口預測將下降48.0%。以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8年總人數13.95億算，到2100年，中國人口總數將降到7.254億，2100年占全球比例將從當前的19%降至8.2%。

這就是人口負增長慣性帶來的作用。那些憂心中國人太多的聲音，可以歇一歇了。

負增長的“大腳印”

更大的影響，則表現在社會經濟生活的各個層面。

在過去漫長的歷史時期，除了由饑荒、瘟疫或者戰爭等導致死亡率異常上升引起的外生性人口負增長外，中國人口都處于正增長時代，人們對人口問題的研究、對人口規律的認識和對人口政策的制定都是基于人口長期正增長模式下的經驗和探索。

當下，中國正處于人口增長由正變負的交替性時代，盡管很多人口學家悲觀地認為負增長是人口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出現的現象，但習慣了人口大國的我們，到底有沒有清醒地認識到負增長會帶來哪些影響呢?

首先是中國勞動年齡(15-59歲)人口縮減比總人口負增長更早、更快、更嚴重。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負增長先于總人口負增長，勞動年齡人口在2013年已達到峰值，目前勞動年齡人口規模實際上處于縮減狀態。特別是隨著上世紀60、70年代嬰兒潮一代逐漸老去，退出勞動力市場，目前的勞動力大軍主要集中在70-90年代生人，而隨著90年代計劃生育的趨緊，勞動力大軍急劇下降，在后續供應不足的情況下，勞動年齡人口的縮減將強于總人口的縮減。

根據七普數據，到2020年中國15-59歲人口為8.94億人，總體估算，未來十年內中國勞動力人口仍將平穩，維持在9億左右，意味著短期內中國勞動力總量并不短缺。

進入21世紀30年代后，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開始明顯縮減，生育率的影響也逐漸顯現。翟振武教授預測，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30年為9.47億，此后逐漸下降，2036年降至9億以下(年均減少1000萬左右)，降至8億、7億、6億、5億、4億的時間分別是2047、2055、2070、2081和2098年。

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為標志，通常會降低經濟潛在增長率，從供給側對經濟增長造成沖擊。被稱為“美國凱恩斯”的阿爾文·漢森在1938年的一個演講中提到，技術創新、發現新疆域和人口增長是經濟發展的根本原因，一旦這些因素發生逆轉性的變化，也就意味著人口紅利的消失，潛在增長率就會下降，繼而出現持續的就業不足問題。對中國來說，2010年開始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時代，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趨于長期下降。

其次是與勞動人口減少伴生的老年人口正增長加速。人口負增長不僅是規模問題也是結構問題，總人口的負增長往往伴隨著人口年齡結構的老化。2020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總量26402萬人，占18.70%(其中，65歲及以上人口為19064萬人，占13.50%);隨后持續增長至2056年達到峰值，平均每年增加600萬左右，預計老年人口數量將在2056年達到峰值(4.5億)，占總人口35%左右，中國進入深度老年化社會。

老齡化帶來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兩方面：

一是人口老齡化與人口負增長相伴，人口老齡化可能產生其他深刻的、消極的后果。比如人口老齡化降低社會的創新活力和經濟中的創新機會，當前日本社會被批無創新精神，就是一個寫照;還比如老齡化加重還將縮小消費市場，降低GDP增長率等。

二是在經濟增長較慢、撫養比持續升高的國家和地區，醫療保險、養老保險、長期照料保險以及健康服務等社會保障的財政可持續性將受到嚴重挑戰，維持社會保障所需的稅收和財力將不斷擴大，相對而言，會進一步減少實體經濟增長和投資，增加重大金融系統風險。

此外，人口負增長還將加劇地區間發展不平衡。對于一個封閉性人口，生育和死亡是決定未來人口變化的兩個變量，對于開放性人口，還要加入遷移變量。

從外部來看，中國龐大的人口基數、較快的負增長趨勢以及近似封閉的人口系統，導致中國未來難以通過國際遷移改變人口形態，這與歐洲國家明顯不同。

但從內部來看，人口的流動就再自然不過了，有限的勞動力將更加集聚于東部以及中西部地區一些富有吸引力的城市，人口縮減、經濟衰退、城市萎縮和老齡化將會相互交織，很容易使某些經濟薄弱的中小城市以及農村地區進入社會發展的惡性循環。因此，面對未來人口負增長，那些處于劣勢地位的地區將會面臨更大的挑戰。

當前的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進入負增長的時間并不長，總人口進入負增長雖迫在眉睫，但終究還差一層窗戶紙，勞動力短缺的負面影響尚未顯現，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低生育率時代，生育水平高低仍對人口增長臨界點具有顯著影響，較高的生育率可以顯著推遲人口負增長的到來。

在當前，采取鼓勵生育的相關政策雖然不能夠在短時間內改變人口負增長的趨勢，但長遠來看對減緩人口負增長趨勢、降低負增長的人口規模、改善扭曲的人口結構具有重要意義。

因此，國家政策應該回歸努力提高生育率方向上，要盡一切努力提升生育意愿，把女性就業、托育照料、健康服務等基礎工作做到位。

長期維持低生育率的人口即使婦女生育率立即回升至更替水平并保持下去，歷史累積的負增長慣性仍將推動該人口進入負增長域。在中國自1990年代開始內在自然增長率轉負之后已經快30年，人口增長轉負的趨勢短期無法改變，因此必須未雨綢繆，早作安排。

(作者為秦朔朋友圈撰稿人梁云風)